中国农业当前头等大事就是“抗旱”。即便粮食储备充足,这场被认为“50年不遇”的大旱仍然让中国不能有一点掉以轻心。
国外媒体近期对中国旱灾也格外关注。有担心国际粮价上涨的,有担心中国农民遭受失业和旱情双重打击的,甚至有人预言中国将因此“出现社会动荡”。事实上,中国粮食刚刚实现连续5年丰产,受旱情影响较大的冬小麦占粮食总产量比例不高,加之我国各级政府正带领农民极力抗旱,某些夸大其词、过度渲染的说法不足为信。
做为农业大国,自然灾害与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相伴相随。可以说,中国取得的每一次进步,都是与灾害抗争、战胜灾难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60年来,一些年份也是不涝就旱。我们期待风调雨顺,但从来都是未雨绸缪。
去年世界粮价“暴涨”时,刚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“田间考察”和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接受本报专访,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,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。(见本报2008-05-12《解密全球粮价暴涨背后的“食物帝国”》)当时他对世界粮食巨头如何掌控地球人口粮的分析,仍然让人记忆犹新。
控制“食物帝国”的巨头们有无可能借机再次制造世界性粮价上涨?中国在应对旱情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,应如何在更深层次促进中国农业发展?
本报再度专访周立教授,他从战略高度提出的重视农业、农村和农民的问题,应该是我们在抗击旱情的同时必须思考的。
·记者:有报道称,这次旱情在某些省份是1958年来最严重的。以往常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看,您预计旱情会对我国的农业造成多大影响?从粮食安全角度看,中国今年可能遇到的挑战是什么?控制世界粮食体系的“巨头”有无可能借机再次制造世界性粮价上涨呢?
周立:对于旱情的估计,我无法做大面积调研,以做出精确的判断。只能依据已有的报道,做相应的推测。实际上,由于种粮的比较收益,十多年来,都远远不及农民能够从事的其他行业收益高。农民种粮积极性一直在下滑。实行有关刺激农民种粮的多项补贴措施以来,农民种粮积极性下滑的趋势有了一些遏制,但总体趋势仍无法改变。所以,对旱情造成的影响,要做最坏的估计,才有可能有更为积极的行动,以争取好一些的结果。
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短期的抗旱保苗,而是恢复性地铺设基本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,并对从前“名则重农,实则夷农”的发展政策,有个清楚的反思,并能采取切实的行动。
世界粮食巨头对中国旱情的反应,我们很难预计。因为粮食巨头可打的牌(可利用的战略手段),已经有很多。是否要利用“中国大旱-粮食生产受损-粮食进口需求增加-提升国际粮价”这一明显的逻辑机制,取决于它们的战略考虑。
如发现情况有异,我国政府短期内可以释放粮食的战略储备,以稳定国内的粮价,确保粮食安全。粮食巨头恐怕要对中国政府调控粮价的实力和决心,有了较为准确的估计之后,才会决定是否利用这样的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机会。
·记者:山东和安徽一些地区,反映出农田灌溉水利设施荒废情况,这个问题从2008年年初国家就提出要加大建设,看来效果不明显。“三农”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多次提出,改革开放30年来,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我们欠账太多。您认为中间的原因是什么?
周立:当分田到户之后,作为地区性公共物品的农田水利设施,在绝大部分农村,没有得到基本的维护和管理,这使得农业应对旱涝灾害的能力受到很大抑制。
恢复甚至重建农田水利设施,并非短期之功。而且,在土地耕作的零碎化和农田水利的公共性之间,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机制,去解决二者的不匹配。农业,尤其粮食的比较收益极为低下,更加抑制了农民在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上合作的积极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