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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经营体制变革是历史的必然--访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

http://www.nongji.hc360.com2013年02月17日17:53农民日报

  日前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,对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。在粮食生产实现“九连增”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,我们应如何理解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?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。

  记者:最近一个时期,中央不断发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信号。为何要如此突出强调农业经营体制创新?

  叶兴庆:对我国这种人多地少水缺、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,以什么样的经营方式把农业的潜在生产能力有效释放出来,关系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,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。

  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间,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,尽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表面上相对平稳、大致轮廓未动,但变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,变革的深度丝毫不逊色于农村改革初期。如果说头几年的变革是波澜壮阔,那么这以后的变革则是静水深流。

  总体来看,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是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过程,现在提出农业经营体制创新,并非“突如其来”,而是过去30多年变革过程的延续;现在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,也非“推倒重来”,而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坚持和完善。

  记者: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经营体制变革面临哪些机遇和压力?

  叶兴庆:首先,随着农业副业化、农户兼业化,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趋明显,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日益迫切。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明显的时期,农户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,农民会尽心尽力经营农业,农业潜在生产能力得到有效释放。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,一方面,农户非农收入逐步增加、农业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趋于下降;另一方面,缺乏青壮年劳动力,务农劳动力老龄化、妇女化,使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不便利。这种小规模兼业经营所能容纳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毕竟有限,解决不了“脚大鞋小”、“人大衫小”的问题。农业生产力要继续发展,农业经营体制必须创新。

  其次,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深入发展,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日趋迫切。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,城镇化率2012年已达到52.57%,但在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中,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农民转移进城之路,大量农民“一只脚”已迈入城市,“另一只脚”仍在农村。这不仅带来农村“留守儿童”、“留守妇女”、“留守老人”等社会问题,而且带来城镇化水平“虚高”、城镇化扩内需效应发挥不充分等问题;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总量过剩与青壮年劳力短缺并存、继续向农外转移越来越难的僵局,而且造成非农产业劳动力供求关系过早发生转折、人力资源成本过早步入上升通道的被动局面。在这种转移模式下,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,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。这既不利于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,也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。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全家整体退出农业农村,而不仅仅只是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向农外,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发展、提高城镇化水平,才能使留在农村继续务农的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。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步伐。

  记者: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环节和因素?

  叶兴庆: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十分复杂和敏感,既要积极又要稳妥。总的思路应是“守住两条底线、抓住两个着力点”。

  “守住两条底线”,一是要守住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条底线。这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。任何形式的农业经营体制创新,都必须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逻辑起点,先还权赋能,再流转集中。任何形式的农地流转,都必须依法、自愿、有偿,农户是流转的决策主体,村集体和任何层级的政府都无权强制或限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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